65年前的今天，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对于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普通民众是从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的《新闻公报》中得知的。但是，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怎样发出这一号召的？大多数人在当时无从知晓。
通过梳理党的相关文献、领导人著作集、年谱以及相关当事人重要著述中的引述，我们勾勒出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来龙去脉，感受到老一辈领导人对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殷殷之情，也为今天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苏联卫星的上天激发毛泽东搞卫星的动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会议——人造卫星话题贯穿了会议的全过程，成为会议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幕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在国际形势部分讲到了卫星问题：“1957年10月和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因而使全世界不能不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许多修改，报告中关于卫星的这个提法，基本按照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的讲话来定调。刘少奇的报告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报告。
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约20天的时间内，毛泽东共有四次大会讲话和一次代表团团长会议讲话。“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是他在5月17日的第二次大会讲话中提出来的。为什么这一天突然在大会上讲卫星问题？显然并不是对刘少奇报告的直接回应，这里面一定另有机缘。沿着世界航天史的线索探寻，终于发现，原来八大二次会议进行到第十一天的5月15日，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反响，中国媒体也立即作出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5日下午7时35分开始广播消息，首都北京很多听众给电台打电话，询问人造卫星的详细情况，并表示对苏联人民的祝贺。各大报纸在5月16日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一重磅新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感想送给报社。他写道：“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无论在载重、科学仪器、科学测量种类、运转装置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人造卫星。这说明苏联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地步，人类要做的事几乎都可以做，问题是谁掌握技术。我们要为苏联又一次的伟大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赵九章后来成为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积极推动者，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联塔斯社《关于苏联发射第三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公报》，使用的肩标题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主标题是“苏联又一个大卫星上了天”，副标题是“人类迈进广泛研究宇宙空间的新阶段，新卫星重1327公斤，比第一个重15倍，比第二个重1.6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社论，称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的上天，“是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也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又一福音”，并称这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明证，表达中国人民热烈祝贺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新成就。
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的消息，一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无疑会引起正在思考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赶上发达国家的毛泽东的沉思。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太空，于5月17日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表达了中国人也要发射人造卫星、争取早日进入太空俱乐部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关于中国也要发展人造卫星的讲话，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而是一个时期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慎重的重大决策。苏联第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一定是一个直接诱因，对此我们不应忽视，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决策的重要历史背景。
毛泽东关于搞卫星的首次提出与集中论述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讲话多次涉及卫星问题。这是他继1957年11月访问苏联反复讲到卫星之后，第二次比较系统、全面阐发发展人造卫星问题。但二者又有不同，第一次是重点谈论苏联卫星，第二次则以苏联卫星为引子而讨论中国发射卫星问题。
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第二次讲话，比较多的涉及卫星问题，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经典口号，应该就出自这次讲话。
关于卫星的讲话，《毛泽东年谱》在同一天的记载中有两处。第一处是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在此基础上他谈到了“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联系他在苏联讲话中曾多次提到卫星问题和提出超英赶美的考虑，这里已经暗含着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搞卫星的问题了。年谱第二处记载是他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紧接着年谱就记载了如下内容：“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讲力争上游时提出卫星问题，报纸上出现的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语，应该是后人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进行提炼概括的产物。年谱由性质和体例所决定，所摘引记述都是重要且简要的内容，讲话原文中当有更多相关论述。
事实上，5月17日毛泽东讲到卫星的话题，内容非常之多，远比年谱摘引丰富；不仅有口号式的提法，更有哲理性分析；运用比赋联系天文地理，讲话特别风趣。
毛泽东说：“讲讲卫星上天吧。这是好事。第三颗人造卫星比第二颗大一倍以上，1300多公斤。看来也许几个月、半年或一两年以后，会搞2000多到5000公斤。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再发射5000公斤的，突破一关就可能有两三万公斤。这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可见毛泽东对这颗卫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的把握。毛泽东继续分析说：“形势本来就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有时天上出现乌云，有人就觉得不好了；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很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放第二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我在莫斯科讲了十条证据，说明我们从来就是行的。”毛泽东在讲有人说“不行”时，当时是举了有人对苏联颇有不满情绪的例子的。毛泽东两次联系半年前在访问苏联时关于卫星的讲话，显然是把第三颗卫星与前两颗卫星自然联系起来，作为形势于我有利的重要证据。
在谈到“力争上游”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时，毛泽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成，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点干劲，或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上游是四川，力争到四川去看看，你们不愿去看看吗？我这次去看了。不要力争去江苏，这是下游。这是借长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我们说力争上游，就是向先进看齐。苏联三个卫星上了天，卫星的‘四川’在莫斯科，我们争不争啊？要搞卫星。什么1000多公斤我们不抛，要抛，抛它个2万、3万也许4万公斤，当然从几千公斤抛起。像美国那样鸡蛋大的，我们不抛。”正像毛泽东本人在讲话中所说，这是把长江的自然地理的上游与在发射卫星方面“争上游”联系起来进行比喻，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在谈到辩证法问题时，毛泽东说“辩证法应当在中国得到发展”，我们现在走的道路，比较合乎列宁的辩证法。毛泽东进一步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毛泽东设想，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苏联采取的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则可以通过发动群众自己来搞，走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5月20日下午的第三次讲话，讲到辩证法问题时，毛泽东说：“一种对立面是原来没有的，是人为设置的。讲话中列举了水库、水坝这些原来不存在的东西，经过人类的改造和建设，现在到处星罗棋布，人们利用水的落差发电，行船和灌溉。”由此，他得出结论：“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自然界规律就送上去了。”
把卫星送上天，就是人类在一定物质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而取得的成功。别人能，难道我不能？一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问题，答案自然就出来了！这分明是从哲学上对5月17日讲“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所进行的理论论证，也找到了卫星上天的理论根据。
航天科学家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人物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此几次提出要编写通俗读物，从历史人物中寻找启示。
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说：“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人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这对于我国加速发展，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同日，他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有编写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的提议。很快，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了一部41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毛泽东读后在5月20日的第三次讲话中评论说：“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毛泽东还要求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
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也很快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该《小传资料》的《交通运输》部分中，收入了苏联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传：“齐奥尔科夫斯基，苏联航空科学家。父亲是森林看守人，九岁时耳聋。1874年到图书馆自学代数和机械学。1877年开始教学工作达40年之久。1887年出版《气球的理论与实际》，数年后又出版《金属飞船》，1895年出版《飞机的机器》，1903年发表探讨喷射推进机的问题。十月革命后，他发表了宇宙火箭列车、钢质飞船、喷射推进飞机、星空航行等著作。”毛泽东5月20日收到该书后，下午在大会上作第三次讲话，会前专门写了讲话提纲，在写到内行与外行问题时，提出“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转化为业余”的观点；在写到提倡自学问题时，列举了苏联著名火箭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道，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对这个《小传资料》，毛泽东可能比较满意，5月21日作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材料作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参考材料之九”发给与会人员。
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苏联科学人物”栏目编发《大胆的幻想家》一文，介绍航天理论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事迹。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特地在3个段落的句子下面都画了直线；在其中“20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一句里，毛泽东把“开始”两字圈掉，改成“在一个中学校”。也许是觉得这句话表达不够完整，也可能是毛泽东此前读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有关资料，特意加上的。这说明他读得相当仔细。毛泽东圈画的内容，主要是表现齐奥尔科夫斯基小时候遭受的贫困磨难，和他自我奋斗大胆幻想的内容。在人类航天事业刚刚崭露头角、许多人还不知晓航天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航天科学家表示出强烈兴趣，在讲话和读书读报中多次予以关注，可见毛泽东对航天事业是多么倾心。
毛泽东提出中国人造卫星发展路线图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迅即得到传达。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4次讲话。
毛泽东对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号召，很快就得到了响应，目前我们看到反应最快的应该是主抓尖端事业的聂荣臻。6月9日，因病住院的聂荣臻又向前来探视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安东询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希望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开始工作，并再一次表示同意钱学森5月29日在会上谈的分三步走的方案。6月11日晚，安东遵照聂荣臻指示，召集王诤、张劲夫、万毅、钱志道、王士光等在聂荣臻办公室开会，主要研究了卫星研制工作。安东传达聂荣臻的指示意见，钱学森又具体介绍卫星三步走战略规划。
1958年10月8日，中央向全党发出《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58年8月20日经由聂荣臻签发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检查报告介绍的“正在进行的十七项重点研究工作”中，把卫星列为第二项，所涉卫星文字多达700字，重点阐发了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将带动一系列尖端研制工作，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等。报告特别提出卫星的“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和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并没有具体的卫星研制发射计划，而是提出先在探空火箭、高空物理、遥控、遥测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报告中关于研制卫星要从基础做起，与毛泽东关于卫星发展路线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研制人造卫星，属于尖端中的尖端，涉及现代科技技术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绝不是哪一个部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在毛泽东心目中，我国发射卫星，大约要经历十多年的时间。因此，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以大体十年为实现目标的时间节点。
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中，谈到莫斯科会议时说：“我在六十八国会议上举了十个证据，证明世界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而这十个证据中就包含了苏联发射卫星。在展望我国工业未来前景时，毛泽东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发射卫星火箭的时间节点，而这个目标，和中央关于突破尖端大体要经历十多年时间构想是一致的。
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十年目标：“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憋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毛泽东在讲到实力地位问题时，将发射人造卫星与搞出一亿吨钢放在相等的地位，可见卫星的地位作用。毛泽东还强调，要做到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
为贯彻毛泽东指示精神，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代号“581”的卫星任务，意为1958年的头号任务，同时成立了581领导小组，钱学森任组长；此后又成立3个研究院，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主管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尖端科技研究。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拨付2亿元专款支持这一任务。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技术基础非常落后，加上苏联中断了援助，中央又把研制导弹、原子弹作为头号任务，研制人造卫星的计划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只是进行了先期的理论研究，把重点放在探空火箭等领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来重新启动卫星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年年初，党中央批准研制人造卫星，代号“651”工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航天人的奋力拼搏，终于研制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实现了，中国从此迈入空间时代。当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发射卫星的代表，给航天人以极大鼓舞。